诗歌的起源宋神宗:多读史书让人心理健康,神采飞扬-明新读书社

宋神宗:多读史书让人心理健康,神采飞扬-明新读书社

本期推送一篇宋代神宗皇帝为《资治通鉴》所写的序言刘墉作品集。白话文为柏杨先生译文,文白对照,则知文言简洁含蓄之美矣!

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,故能刚健笃实,辉光日新金马岛。书亦曰:「王,人求多闻,时惟建事。」诗、书、春秋,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,存王道之正,垂鉴戒於后世者也。
我知道,高级知识分子差不多都熟悉前代所发生的事情,用以砥砺品德。所以他们才心理健康,神采四射,每天向前进步。
《书经》说:“君王应该不断学习,时刻不停地全神贯注。”
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春秋》,每部书都在说明得失的轨迹,保护无偏无私的正规法则,使后世从记载中得到教训和警惕。
汉司马迁石室金匮之书,据左氏国语,推世本、战国策、楚汉春秋,采经摭传,罔罗天下放失旧闻,考之行事,驰骋上下数千载间,首记轩辕,至于麟止,作为纪、表、世家、书、传桂平人才网,后之述者不能易此体也。惟其是非不谬於圣人,褒贬出於至当,则良史之才矣。
西汉王朝司马迁,整理皇家祖庙石室里的书籍和皇家库房金柜里的文件,再根据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,广为收集,精密选择,网罗历史上的故事佚闻,再加以考正,笔触奔腾于上下数千年之间。最早起于黄帝王朝第一任君王姬轩辕(前2698年)最晚至于刘彻(西汉王朝七任帝)发现麒麟(前122年。共二千五百七十六年)。内容分成“纪”、“表”、“世家”、“书”、“传”五个单元,遂成为定型,后世史学家跳不出他所创立的模式。
司马迁主要的优点,在于是非判断,都不违背圣人的标准,赞扬和谴责,也都十分中肯。毫无疑义的,他是一位优良的史学家。
若稽古英考,留神载籍,万机之下,未尝废卷。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,俾就秘阁翻阅,给吏史笔札,起周威烈王,讫于五代。光之志以为周积裴,王室徵,礼乐征伐自诸侯出,平王东迁,齐、楚、秦、晋始大,桓、文更霸刘峻琳,犹讬尊王为辞以服天下;威烈王自陪臣命韩、赵、魏为诸侯郑文迪,周虽未灭,王制尽矣紫金山东站!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系也。其所载明君、良臣,切摩治道,议论之精语,德刑之善制,天人相与之际,休咎庶证之原,威福盛衰之本,规模利害之效,良将之方略,循吏之条敎,断之以邪正,要之於治忽,辞令渊厚之体,箴谏深切之义,良谓备焉。凡十六代,勒成二百九十六章乙十一行本,「六」作「四」卷,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,博而得其要铁手团,简而周于事,是亦典刑之总会,册牍之渊林矣。
我父亲(宋王朝五任帝赵宗实)一向重视古籍,留意图册,虽然每天处理千万国家事务,但一有空暇,仍沉湎阅读。曾经委托龙图阁常设皇家文学侍从官(龙图阁直学士)司马光,研究历代君王和官员们的事绩,就近向秘阁御用图书馆,搜集资料,由政府供应全部经费。起自公元前403年,讫于公元后955年。
司马光的意思是,周王朝日益凌替,皇族衰弱,法令规章和军事行动,都操在封国国君之手。十三任王(平王)姬宜臼把首都自镐京(陕西省西安市西)东迁到洛阳,齐、楚、秦、晋,诸封国才开始强大。姜小白、姬重耳,先后成为霸主,但仍尊重周王朝的国王,用以号令天下民国无双。
可是,到了三十八任国王(威烈王)姬午杨树人家,下令擢升封国的高级官员(陪臣)韩、赵、魏三家,当封国国君(诸侯),周王朝虽未灭亡,纲纪却已全毁。司马光决定从发生这一件事的那一年开始,也正是古人著书立说,从某一事件起笔的原意。英巴图
至于书中引用圣君贤相们讨论国家大事和治理之道的精辟言论,道德的或刑罚的善恶制度,神明的和人世的之间的关系,吉祥的和灾难的根源,威信盛衰的基础,行政措施利与害的影响,将领们的战略,官吏们的施政方案,严格的分析它们是邪恶?还是公正?是长久之计?还是只顾眼前?
不仅于此而已,连词藻美丽的文章,含理至深的议论,也都一一收集。历经十六个王朝,凡二百九十四卷。
把它展开在明窗净几之上,立刻可以了然古今的演变历程。广博而扼要,简洁而不遗漏。更是一种典章制度的总汇、文章词藻的选辑。

荀卿有言:「欲观圣人之迹,则於其粲然者矣,后王是也。」若夫汉之文、宣,唐之太宗,孔子所谓「吾无间焉」者。自余治世盛王,有惨怛之爱本是后山人,有忠利之教,或知人善任,恭俭勤畏,亦各得圣贤之一体孽情记,孟轲所谓「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」诗歌的起源。至于荒坠颠危,可见前车之失;乱贼奸安全,厥有履霜之渐。诗云:「商鉴不远,在夏后之世。」故赐其书名曰「资治通鉴」,以著朕之志焉耳。
荀况曾说过:“你如果想看圣人的做人行事,应该在后代的英明君王身上寻找。”像西汉王朝的刘恒(五任帝)、刘询(十任帝),唐王朝的李世民(二任帝)本尼迪塔斯,都是孔丘所说的,无可挑剔的人物。
其他的英明君王,或有诚挚的爱心,或有忠孝的感召,或者知人善任,或者勤俭谨慎日奸传说,也都得到圣贤们的部分优点。
孟轲说我对于姬发(周王朝一任王)、姬诵(周王朝二任王),只赞扬他们两三件事而已。”
至于有的荒谬狂悖,我们可从他看到前车之鉴。有的恶毒奸诈,可从其中得到反省和启示程谋义。
《诗经》说:“商王朝子孙,应以夏王朝的覆亡,作为借镜,不必远求。”
所以我掌华娱,我特地为这部书取名《资治通鉴》,显示我的盼望。
治平四年十月初开经筵,奉圣旨读资治通鉴。其月九日,臣光初进读,面赐御制序,令候书成日写人。 
治平四年(一〇六七年)十月初,皇上召大臣讲课,我奉到圣旨,宣读《资治通鉴》。该月九日,臣司马光第一次进读,皇上把御制的序文,当面赐下,吩咐“等全书完成时加进去。” (司马光注)